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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源治理实质化之诉外治理新路径探索
——以S省Y市基层法院为调查样本
作者:周志刚 杨雨晴  发布时间:2020-09-08 17:03:31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深化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挺在前面,拓展多元化的非诉讼解纷渠道,以更加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途径为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必要性日益凸显。2018年以来,S省法院持续推进诉源治理实质化。实践中,法院将诉源治理分为诉外治理和诉内治理两个相互独立又有联系的阶段,以纠纷是否最终进入法院诉讼为节点,分别以一审收案和衍生案件的增长情况评价诉外治理和诉内治理成效。本文着眼于诉源治理推行2年多以来法院一审收案数量并未实际减少的现状,以Y市10个基层法院为调查样本,结合问卷调查,辩证分析诉外治理成效不明显的原因,并从现实需要就纵深推进诉外治理实质化的路径选择提出若干建议。全文共9998字。

主要创新观点:诉源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能在实践中见成效。本文针对诉源治理中诉外治理成效不明显的现状,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一是对现有体制下的形成的党委领导、政府统筹负责、法院积极推动、各部门和群众参与的诉外治理治理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二是推进诉外治理的市场化,将诉外治理或者是纠纷化解作为一项开放的市场,以需求为导向,实现解纷资源充分合理配置效率与经济最大化目标,并将两条路径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畅通、实效的诉外治理之路。

以下正文:

诉源治理实质化是人民法院对党中央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积极主动回应。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首次提出“诉源治理”这一概念,但自2018年以来,S省法院已经持续推进诉源治理实质化工作。处于解决矛盾纠纷第一线的广大基层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城乡基层治理法治实践创新的大背景下,纵深推进诉源治理工作。

诉源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对诉讼纠纷的源头治理,即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纠纷。在实践中,我们将诉源治理分为诉外治理和诉内治理两个相互独立又有联系的阶段,并以纠纷是否最终进入法院诉讼为节点,分别以一审收案和衍生案件的增长情况评价诉外治理和诉内治理取得的成效。本文从Y市10个基层法院在推行诉外治理中的现状入手,分析诉外治理面临的瓶颈、原因,并从现实需要提出对策。

一、凯歌背后的隐忧:法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一)法官在忙什么:为案辛苦为案忙

诉源治理实质化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法院一审收案(含民事、行政一审案件及行政赔偿案件)和衍生案件(含上诉、再审审查和首次执行案件)的变化率两个方面。其中,一审收案变化率主要反映诉外治理的成效,而衍生案件变化率反映了诉内治理的成效。诉源治理实质化工作推进两年多了,成效如何?法院一审收案数量是否有所减少?以Y市10个基层法院近两年的数据为例,看案件增长情况。

 

表格反映出:Y市10个基层法院收案总体呈下降态势,90%的基层法院一审收案数量呈下降态势,60%的基层法院衍生案件数量呈下降态势,70%的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呈上升态势。在收案数量、一审收案数和衍生案件总体呈下降态势的情况下,法官的办案数量势必减少。

那么,人案矛盾是否得到有效缓解?法官是否已经“减负”?根据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员额法官并未觉得承办的案件数量或者花在案件上的时间有所减少,为案件加班的情况仍在继续。

(二)案件到哪儿去了: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为什么案件减少,法官还是在忙案件?这是因为在“民初”“行初”等标志着案件已经正式进入审判程序的“初”字号案件的基础上,还有一批未纳入统计考核的案件,比如“诉前调”及委派调解案件。这批案件是诉源治理实质化工作大环境下的“新类型”案件”。如果这批案件在诉外治理环节化解得不好,迟早要进入法院审判环节,仅仅是延缓了成为“初”字号案件的时间。

 

从表2、表3可以看出,有大量案件被分流到诉前调、委派调解。我们将6月的诉前调、委派调解案件数量和1-6月的一审收案数量相加,可以看出进入法院的案件总数与同期相比并没有减少,只是以其他形式暂时分流了。以司法确认案件数量来反映诉前调、委派调解的成果,则纠纷的化解成效并不理想,仅一个法院的化解率达到79.05%,其他法院均不超过10%。因此,诉前调、委派调解案件很大可能进入诉讼程序,仍需法官花费时间精力来办理。而我们推进诉外治理的目的是减少进入诉讼的案件即一审收案数,如果纠纷只是“改头换面”“延时”进入法院,那么很显然,诉外治理的目的并未实现。

二、扎根不深的机制:诉外治理瓶颈的原因

(一)问卷调查

诉外治理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借助多元化解纷力量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减少诉讼案件。诉外治理推进两年多来,人民群众对以多元解纷为主的诉外治理的接受度高不高?有什么意见建议?笔者随机发放了《矛盾纠纷化解意愿调查》问卷,并对收回的327份问卷进行了分析:

1.受访者年龄分布。在完成问卷的327人中,从年龄来看,18至30岁占比25%,30-45岁占比48.08%,45至60岁占比25%,60岁以上占比1.92%。

 

1:受访者年龄分布图

2.关于纠纷的解决方式。受访的327人中,220人自认与别人发生过民事纠纷,占比为67.31%,其中84.62%的受访者到法院打过官司;16.51%的受访者作为调解员参加过各类调解;36.42%的受访者作为纠纷的当事人参加过法院以外的其他调解组织主持的调解。在解决纠纷的方式上,30.77%的人选择私了,19.23%的人找熟人居中调停,17.31%的人找调解组织调解,23.08%的人直接诉讼,9.62%的人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2:受访者解决纠纷的方式

3.对多元解纷组织的了解知晓情况。对“您是否知道当地有哪些调解组织?”的问卷,有三份回答不知道,有一份仅回答“知道”的无效答卷。有效答卷中提到的调解组织包括法院诉讼中调解、诉讼服务中心的立案调解、社区调解、派出所调解、多元化解中心调解、村(居)委会、街道办、妇联、工商、司法所、医调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从问卷情况看,Y市各类调解组织的宣传工作较为到位,人民群众对各类调解组织的了解知晓度较高。

“您还知道哪些网络调解方式”的调查统计中,对微信调解的知晓率为82.69%,对QQ调解的知晓率为73.08%,对四川微法院调解平台的知晓率为63.46%,对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知晓率为57.69%,对“宜解纷”调解的知晓率为42.31%,对其他网络调解平台的知晓率为23.08%。微信和QQ是常用通讯工具,运用到调解工作中操作简单便捷,更利于推广。调查对象普遍希望对网络在线调解各平台进行优化,使得操作更为简单方便。

 

3:受访者对各类调解平台的知晓率

4.对委托、委派调解的接受度。到法院打过官司的受访者表示,诉讼到法院后,法院工作人员都向他们推荐过司法调解以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但其中71.15%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放弃诉讼再选择其他解纷方式。在理由选项上,诉讼相比其他解纷方式在权威性、公正性、便捷性、高效性四个方面具有优势,分别有94.23%、92.31%、26.92%、25%的受访者投赞同票;在其他原因的选择上,有54.32%的受访者存在疑问,认为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是推诿不作为。

5.对调解人员和调解成果的期待。在“您认为法院外的其他调解人员应具备哪些方面的技能”这个问题中,48.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38.2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具备高超的调解技巧,9.51%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具备一定的语言技巧,仅有3.88%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具备一定的心理疏导能力。

“你认为法院以外的其他调解组织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的调查中,86.53%的受访者认为其他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的纠纷,其中一方反悔后,仍需通过诉讼程序解决;76.52%的受访者认为调解组织没有尽力调解,稍微有阻碍调解的因素,调解人员就建议提起诉讼。而在“怎样保障其他调解组织协调下达成的有支付内容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查中,仅有28.38%的受访者清楚应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二)原因分析

从问卷调查得知,大部分受访者知晓有各类调解组织,部分受访者愿意先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这既为推行诉源治理、践行“枫桥经验”打下了基础,也表明Y市两级法院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进入法院的案件总数并没有减少,诉外治理未实现其初始目的,究其原因如下:

1.基层解纷组织动力不足。就法院而言,诉外治理的目的是减少进入诉讼的案件,那么就需要基层解纷组织及时发现、有效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基层解纷组织一般不单独设立,而是根据属地、行业等标准,将解纷职能依附于对应的基层组织或相关部门。而村组、社区、行业部门等基层组织所做的大量田间地头、邻里纠葛的调处工作,更多的是根据工作性质随手、随时为之,并没有专门的工作规范和要求。如果法院将诉外治理作为一项工作来下达任务、提出要求,而缺乏相应的激励、奖补机制,基层组织肯定不愿意接受。这是由于法院并不具备这样的职权,不能强制要求基层组织开展诉外治理工作;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基层组织不是专门的解纷组织,他们本身就有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特别是作为解纷主力的村组、社区一级组织,更是承担了大量繁杂、琐碎的工作,诉外治理作为“编外工作”,吃力不讨好,基层组织当然不愿意增加工作量。虽然民诉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但根据已有的实践,在没有较高层级领导机关协调的情况下,法院需要委派调解的案件几乎没有部门或组织接招;即使联系到调解组织进行调解,95%的委派调解案件就是从法院流向调解组织、最后回到法院诉讼的过程。同时,有的纠纷经过调解组织调解成功后,一方当事人反悔或者不履行,纠纷又进入法院诉讼,这也会影响解纷组织的权威性,打击基层解纷组织的调解自信和参与解纷的动力。

2.诉外治理的推广力度不够。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仅36.42%的受访者作为纠纷的当事人参加过法院以外的其他调解组织主持的调解,仅17.31%的受访者发生纠纷会主动选择找调解组织调解。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群众还没有形成“有纠纷找社区、有纠纷找村组”的就近化解纠纷的意识;二是纠纷诉讼到法院后,法院再委托委派调解,当事人认为是法院在当“甩手掌柜”,且委托委派调解成功率低、效果差强人意,很大程度还要进入法院诉讼,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反而耽误纠纷化解的时间。

3.法院与解纷组织工作衔接不够。解纷部门与法院“各司其职”“各自为政,没有抓好工作的融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解纷一盘棋格局。一方面,各类解纷组织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另一方面,涌入法院的案件仍在增加。正如一位社区干部在诉源治理工作对接会上所说:“我们开展的是调解,化解的是纠纷,促进的是稳定,但我不晓得这就是诉源治理。”是哪个环节出了偏差?原因还在工作衔接上。不可否认,解纷组织特别是基层解纷组织做了大量工作,调解了很多纠纷,但由于法院与其工作衔接不畅,调解成果没有得到确定,案件还需到法院“炒回锅肉”。

4.司法确认的确认率及执行力不高。怎样给纠纷划上“休止符”?首先要让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避免“一事再理”。对纠纷当事人来讲,使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最经济的途径是进行司法确认。但表2统计数据显示,Y市基层法院2020年1-6月司法确认案件总数为485件,占比较低,意味着纠纷经过调解组织调解成功,进入诉讼的概率也很大。其次是及时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实现“终结目标”。从表1看出,虽然有6个法院的衍生案件呈负增长,但全市法院衍生案件整体呈增长态势,其中首次申请执行案件在衍生案件中占比达78.38%。

三、不可或缺的环节:诉外治理的现实需要

(一)满足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社会的希望:防纠纷于源头

“无讼”“和为贵”是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化解矛盾纠纷的主流思想。绝大多数民众认为,打官司即意味着撕破脸、伤和气,“一场官司几代仇”,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到法院“对簿公堂”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寄予更高的期望,虽然对诉讼不再排斥,依法维权的意识逐步强化,但同时也期盼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来解决矛盾纠纷,从而使其权利不受侵犯、紧张的社会关系得以调和。因此,加强诉外治理,践行完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挺在前面,拓展多元化的非诉讼解纷渠道,以更加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途径为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必要性日益凸显。

(二)解决法院审判力量不足的需要:解纠纷于诉前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全国各级、各地法院通过健全完善法官、合议庭的办案责任制,大力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及其他诉讼程序制度改革,以缓冲诉讼案件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但对处于办案一线的基层法院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尚未根本性解决。下图直观反应Y市下辖的两个基层法院近年来案件受理及法官人均办案情况。其中,j法院是一般基层法院,c法院是中心城区法院,可以作为Y市辖区有代表性的基层法院。


由图可见,在员额法官数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基层法院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呈增长态势。如2018年,j法院法官人均办案177件,是2016年人均办案数量的2倍;2018年,c法院员额法官数量从同2016年的43名增加到56名,但法官人均办案数量仍增加40件。在案件数量增长的同时,案件类型多样化,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办案法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压力不容乐观。基于此,借力于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和群众力量,将大量矛盾纠纷调处在基层、化解在源头,从而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有利于缓解法院人案矛盾,并且有利于缓解审判后的执行压力和信访压力。

(三)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止纠纷于基层(乡村和街道)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高度契合。诉源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城乡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诉治理特别是诉外治理,有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参与度,增强对矛盾纠纷的预测能力、防范能力和处置能力,努力实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终止于村社”的目标,构建和谐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且行且坚的探索:诉外治理路在前方

诉外治理是人民群众、人民法院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深化诉外治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畅通、实效的诉外治理之路:一是对现有体制下的形成的党委领导、政府统筹负责、法院积极推动、各部门和群众参与的诉外治理治理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二是推动诉外治理的市场化。

(一)对现有模式的修正和完善

1.继续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诉源治理的导向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平安社会、法治社会,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诉源治理与“枫桥经验”“社会治理”目标一致。法院积极推进诉源治理实质化工作,将诉源治理特别是诉外治理由过去的“法院主推”上升转变为“党委主抓”,应该始终坚持四个依靠。

依靠党委政府加强解纷组织协同配合。推进诉源治理不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发展创新“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协调社会多方力量、建立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机制等方面,都需要由党委领导,政府发挥统筹、协调、组织和保障作用。党委政府以“综治中心”“多元解纷中心”为平台,整合集聚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解纷组织力量,由平台负责纠纷的登记、分流、交办、考评等工作,形成小纠纷源头化解,重大疑难纠纷协同化解机制,让基层调解组织发挥“疏淤缓堵”的作用,解纷部门配合发挥“智囊团”“专家团”作用。

依靠党委政府强化基层调解组织的权威。与仲裁、诉讼相比,调解在强制力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虽有法律规定的原因,但通过实证考察,发现部分调解组织在调解程序的规范性方面确实做得不好,一些调解工作人员的调解能力不强、办案经验不够,在组织调解时较为随意,达成调解协议后又未告知当事人及时申请司法确认,导致调解的权威性缺失。为此,需要由党委政府支持,通过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调解组织,引导、监督各类调解组织专业化规范化动作,依法依规办案,提高基层调解组织的权威性,避免当事人不愿接受调解、调解人员有心无力、纠纷久调不决等尴尬。

依靠党委政府建立完善对调解组织的考核机制。把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挺在前面,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以Y市为例,Y市是第一期(2020年-2022年)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已经将诉源治理纳入创建方案。但如何确保各类解纷组织进行实体化运行、实战性操作,取得实效性成效,这个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纠纷分流不畅、化解流程走过场、诉讼兜底等情况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考核方面,“综治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要用好“万人起诉率”“多元化解纠纷流通率”“纠纷化解成功率”“纠纷复发率”等关键指标考评细则,安排专门部门对乡镇甚至村社、行业部门民商事案件的立案数量、成员单位接受委托委派调解案件的办理效率和质量进行量化打分,激活村社主体、各非诉解纷组织的解纷能力。

依靠党委政府建立完善对调解组织的激励机制。如何对各类非诉调解组织的办案情况进行激励,是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绕不开的话题。法院也好,其他非诉调解组织也好,均应当积极依靠党委领导、政府统筹主导,争取解决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所必需的专项资金(包括工作经费、办案补贴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安排,避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喊得热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状。另外,由党委政府牵头开展“无讼村社”“六无村居”等以基层组织为单位的品牌创评活动,给予精神表彰、物质奖励,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激励作用。

2.加强基层解纷组织影响力

基层解纷组织熟悉社情民意、熟悉行业法律法规、了解纠纷发生起始、清楚化解纠纷的切入点,具有司法调解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基层解纷组织不仅是站在最前沿的解纷组织,更是最合适的源头解纷组织。在纠纷化解的首选途径上,我们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提高各类解纷组织的影响力。一是法院加强宣传推广,打造“诉非衔接直通车”。延伸服务触角,在工业园区、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站、偏远山村等打造法律服务站,将法治宣传以各种形式带入企业、街道、社区、乡村,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的同时,密切联系当地调解组织,通过“请上门、走出去”等形式,与当地调解组织共同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提高人民群众对基层解纷组织知晓度,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解纷需求。二是基层解纷组织主动出击,展现解纷实力。基层解纷组织充分利用本土解纷资源,发挥“五老”力量,发挥行业知识优势,提升民间调解的成功率、履行率,经济、妥善化解各类纠纷,形成调解品牌效应,以此引导居民、村民形成“有纠纷找社区”“有纠纷找村社”的意识。

3.加强法院与解纷组织对接

对法院而言,诉外治理是“调解员请得进来,矛盾纠纷送得出去”的良性互动模式;对解纷组织而言,诉外治理是“竭尽所能,功德圆满”的功成名就。加强法院与解纷组织的对接,能最大可能实现诉外治理之效果。

一是加强对调解工作的指导。人民法院作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部门,要加强如何发挥人民调解工作效果、如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调研分析,建立对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工作人员加强调解手段、调解方法以及法律法规适用方面的长效指导培训机制,以提升人民调解水平,促进纠纷有效化解。

二是加强信息共享。一方面建立类案推送机制。针对常见的民商事、行政纠纷,建立面向解纷组织的的类案推送机制,发挥司法裁判的引导作用,解纷组织可以通过案由、案情等检索基层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类案裁判规则,加强对拟调解案件审判结果的预判评估,引导各方当事人在正常范围内提出调解意见,促成息诉服判、案结事了。另一方面,用好政法系统“智慧政法”网格化、大数据智能办案系统、微法院小程序等信息技术,为找人查物、远程调解、指导培训和监督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赋能。

(二)推动诉外治理市场化

诉外治理市场化是将诉外治理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解纷资源充分合理配置效率与经济最大化目标机制

1.诉外治理市场化的可行性分析

一是政策支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意见》指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有效化解各类纠纷,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支持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指导师、注册会计师、大学生志愿者等为群众提供心理疏导、评估、鉴定、调解等服务。支持完善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设,鼓励其参与纠纷解决。”“充分尊重中外当事人法律文化的多元性,支持其自愿选择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进一步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司法机构、仲裁机构、调解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提升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竞争力和公信力。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不断满足中外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由此可见,多元化解决纠纷并没有固定的模板,也不是垄断行业;参与多元化纠纷化解的主体不仅仅局限在党政主导下的基层解纷组织、在职或者接受党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基层工作者,而且包括了其他社会力量。国家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纠纷解决,以此满足纠纷当事人的多元需求。

二是诉外治理市场化的优势。前面提过,在现有诉外治理的解纷模式下,我们诉外治理的主体是基层解纷组织,基层解纷组织一般不单独设立,而是根据属地、行业等标准,将解纷职能依附于对应的基层组织或相关部门。基层组织本身具有与职责岗位对应的工作任务,不可能将化解纠纷作为其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因此,我们依赖于基层解纷组织开展诉外治理,要受到经费、人力等限制,调解效果也不太理想。而将诉外治理市场化,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可以减少党委政府、法院及各基层组织的运作成本。其次,可以增加社会就业空间。市场机制具有快速调节特点,当整个社会需要相应社会机构办理诉外治理事务时,便会催生相应的市场供给方,不仅增加了就业机会和选择,还能大幅提升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水平和人员的法律素养。最后,可以缓解基层解纷组织人力不足的现状。党委政府、法院通过放权,将可以市场化的工作交给市场解决,减少占用在职在编工作人员的“编外工作”,缓解各部门人力不足的现状。

2.实践探索

实际上,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中,已经有机构、有主体开始了市场化运作。最常见的是仲裁机构。中国《仲裁法》于1994年8月30日出台,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亦曾向国际承诺,“仲裁费属于中介服务的收费”。1999年颁布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下称《纲要》),亦曾明确将仲裁列入“商务服务业”范畴。

仲裁市场化是通过立法确定的,实践中也有一般调解组织市场化的范例。比如“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这个整合了北京地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行行业自我规范、自我管理的非营利性团体,针对调解工作制定了收费标准。在《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章程》第五章第二十九条“本团体经济来源:……(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者服务的收入……”,而他们的业务范围包括“制定收费指导性管理规范”,以上皆表明北京地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是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的。

3.工作探索

推进诉外治理市场化,就是允许纠纷化解市场化。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允许纠纷化解市场化,将诉外治理、纠纷化解收费定性为中介服务的收费;其次,要敢于尝试,党委、政府要鼓励以个人工作室、专门调解协会等名义开展市场化纠纷调解工作;最后,法院要加强与解纷机构的工作对接、业务指导和司法确认等。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化,加上普法宣传的推进,维权意识增强,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增多且易发。深化诉源治理实质化更有其必要性。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的大格局、大体系、大机制中,人民法院应当找准自身职能定位,不缺位、不越位,善作为、勇担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城乡基层治理的法治实践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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