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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司法在扶贫开发中的运用浅析
作者:周光鸿 叶晋甫  发布时间:2020-07-01 16:44:38 打印 字号: | |

内容提要:虽然“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资源破坏资源、环境污染的案件仍然频繁,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仍然严峻。人民法院作为环境资源案件的司法裁判机关,所适用的裁判方法和理念,直接影响扶贫开发中生态、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广和运用。本文在扶贫开发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的运用为研究视角,通过对恢复性司法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实务关系、恢复性司法适用的责任形式、司法程序以及措施的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剖析,探究恢复系司法在扶贫开发中的运用,以期对扶贫开发战果的巩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所裨益。

关键字:扶贫开发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恢复性司法  适用程序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做出的庄严政治承诺,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扎实、科学、稳妥的进行扶贫开发既关乎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也影响后续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扶贫开发不容丝毫马虎,需要精准的策略和科学的规划。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在整个脱贫攻坚战略中都是息息相关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强调,必须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环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实现。

利益催生触破法律底线的恶魔,一些地方错误理解扶贫开发,只开发、不保护,甚至为了汲取利益,不惜违法犯罪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具有犯罪成本低、手段简单、收益快等特点,致使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活动屡罚不止,对生态环境法益的破坏日趋恶劣;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愈发严峻。这使从法律层面特别是从刑事法律介入,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保护、恢复生态环境成为了必然。但与其他传统类型的犯罪相比,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具有其特殊性,仅仅依靠传统的刑罚手段难以有效遏制此类犯罪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在此大背景下“恢复性司法”被引入运用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已经获得了立法层面的肯定,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到办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中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助于扶贫开发的推进和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

一、恢复性司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中的适用

(一)恢复性司法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恢复性司法也称为恢复性正义或修复性司法,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北美,在司法资源匮乏、犯罪压力加剧、传统刑事司法模式日趋乏力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替代性司法模式登上历史舞台。恢复性司法指的是在要求罪犯对其自身行为负责的前提下,由特定刑事案件利害关系人共同决定案件法律后果的一种司法程序,旨在由直接受犯罪影响的各方(包括被害人、犯罪行为人和社区成员)共同寻求一种愈合性、补偿性、修复性的解决方案,以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相较于传统刑事司法,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与其并不同。第一,恢复性司法强调犯罪是侵害与被侵害的关系,注重于被害人与犯罪人矛盾关系的解决,而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法益,对犯罪人施以适当的刑罚才是问题的关键;第二,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犯罪行为所带来的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旨在如何消除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修复受损法益,而传统刑事司法强调的是对罪犯的惩戒,为了惩戒和威慑而实施刑罚;第三,恢复性司法力图使犯罪人认识到犯罪对他人造成的危害,并通过社会的共同努力帮助犯罪人弥补造成的损害,而在传统刑事司法中犯罪人承担责任的方式是接受刑罚,犯罪与社会其他人没有关系。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确实更具优越性,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着力于构建良好的刑事法治体系。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具有特殊性,其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身、财产权益,还包括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审理环境犯罪不仅要对犯罪行为人施以刑罚加以惩处,同时更应当注重对被受损生态环境的补救和修复。传统刑事司法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采取的刑罚主要是自由刑和罚金,仅是注重对犯罪行为人的惩罚,并未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加以考量,忽视了受损环境的治理,可见传统刑事司法并不满足制裁犯罪的同时实现修复环境损害的要求,不利于环境犯罪惩、治目的之实现。恢复性司法强调对受损法益的修复,注重对被害人及生态环境遭受的损害进行修复,其不仅关注过去和现在的损害,还关注未来损害的预防。将恢复性司法引入环境犯罪领域,不仅符合当前审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的新要求,也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二)恢复性司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中的运用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恢复性措施司法实践的总体状况,本文对四川省近三年的相关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笔者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对比检索,筛选出四川省2017年—2019年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案件。具体检索过程如下:在案例库中选择案由:刑事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院地域:四川省,法院级别全部审理程序:全部文书类型:判决书审结日期:2017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关键字为“恢复性司法”,最终检索到刑事判决书255篇,其中2017年90份、2018年92份、2019年73份,本文以检索的255份刑事判决文书为分析样本。

在选取的255份样本文书中,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案件分别为:2017年59份、2018年70份、2019年63份。根据近三年案件的汇总情况,可以看出恢复性司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比例逐渐上升,承办人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中越来越重视恢复性司法的运用,已期达到惩戒犯罪、保护环境并举的法律效果。(如图一)

 

各统计区间内恢复性司法的适用阶段,2017年案发后适用23件、审理阶段适用11件、判决适用30件;2018年案发后适用30件、审理阶段适用14件、判决适用26件;2019年1-7月案发后适用0件、审理阶段适用5件、判决适用19件。据此看出,恢复性司法在案发后、审理阶段、判决阶段均可适用,判决阶段恢复性司法的适用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案发后和案件办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办案人员对于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情况相对较少。(如图二)

 

各统计区间内恢复性司法适用的主要类型及数量:2017年补种复绿31件、增殖流放11件、恢复原状9件、积极复耕3件、回填恢复3件、签订生态修复协议2件;2018年补种复绿28件、增殖流放5件、积极复耕10件、回填恢复3件、签订生态修复协议24件;2019年1-7月补种复绿27件、增殖流放10件、恢复原状5件、签订生态恢复协议3件、缴纳生态修复保证金18件。因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多样,犯罪行为所涉罪名包括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污染环境罪等十七项罪名,故恢复性司法的具体责任形式也多种多样。

二、恢复性司法适用的责任形式

通过对前述文书分析发现,目前恢复性司法适用的责任形式主要有:增殖放流、补种复绿、缴纳生态补偿金等形式。责任形式跟具体案件类型是息息相关的,统计发现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主要是滥伐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占用农地等,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等犯罪较少。

以笔者所在的Y市为例,Y市地处长江上游、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生态破坏状况呈现多样性,既包括扶贫开发导致的水资源污染、耕地林地退化、山地滑坡、植被减少等,还包括犯罪人受经济利益驱使盗伐滥伐林木、非法狩猎野生物、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环境保护的领域涉及耕地、水源、林地、生物多样性等,恢复性司法强制措施除了增殖放流、补种复绿、缴纳生态补偿金等形式外,还应涵盖到相关的各领域。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污染环境、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破坏生物多样性等犯罪形态,确立多样性的责任形态。

(一)资金惩罚性责任形式

资金惩罚性责任形式,是指强制要求犯罪人缴纳一定的资金作为犯罪惩罚,并将资金用于生态修复,资金惩罚性责任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缴纳生态修复费。建议由各级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统一设立专户,接收缴纳的生态修复资金,用于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犯罪人实施破坏生态的犯罪后,可以自愿或在公安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的主导下,将资金缴纳至该账户。二是缴纳生态修复履约保证金。有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后,不能马上修复,修复的过程较长,修复使用的资金和修复的效果无法完全预测。为了保证生态修复的效果,也为了督促犯罪人持续修复,因此需要犯罪人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待修复效果经验收合格后方予以退还。三是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费。如在水资源污染犯罪中,行政机关为了防止污染扩大、减少损失,可能会先行支付一定的费用对生态进行修复,如危险废物处置费、运输费;也有的受害人为了防止损失扩大自行修复的,对此应强制犯罪人赔偿行政机关或者受害人已经或将要支付的生态修复费。

(二)行为惩罚性责任形式

行为惩罚性责任形式,是指强制犯罪人以一定的劳动行为作为惩罚,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一是增殖放流。Y市地处长江上游,水资源丰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较多,增殖放流有利于恢复水产品物种多样性。放流的可以是被捕捞的水产品,但也不限于此范围,可以要求犯罪人放流一些其他稀有水产品,促进生态稳定。二是补植复绿。主要针对滥伐盗伐林木等犯罪,要求犯罪人补种树木以恢复原状,补植复绿一般是在受损害的原地补植,如果原地不适宜再种植的可另选地方进行补植。如J县建立的补植复绿基地,专门用于异地补植。三是复垦土地。复垦土地的主要目的是对受损害的土地进行恢复,还原其本来的利用状态。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规定,我国的耕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以上。为了保证耕地红线,对那些非法占用农地修建房屋转卖盈利、非法采矿破坏耕地的,应当要求土地复垦,通过平整土地、回填砂坑、恢复土层高度等整治措施,已恢复土地种植条件。四是修复土壤。在化学药品污染环境犯罪中,应当要求被告人利用化学、物理或者生物的方法降低土壤污染浓度,恢复到符合环境安全指标的范围内。五是参与生态保护公益劳动活动等。该责任形式不可单独适用,应于其他责任形式同时适用。犯罪人应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参与生态保护部门组织的公益劳动,协助宣传、管理等。在行为惩罚性责任形式中,犯罪人必须自己参与劳动行为,以体现其真诚悔改的诚意,但不排斥犯罪人委托他人或第三方主体共同修复,因为惩罚的目的并非是刑罚性质的处罚而是为了修复生态环境。

资金惩罚性责任形式和行为惩罚性责任形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同时适用;能恢复原状的首先考虑恢复原状,不能或难以恢复原状的,可以适用资金惩罚性责任形式,由专业的环境治理机构予以恢复。在使用时不拘泥于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可考虑促进生态平衡适用相应的措施,在资金、行为惩罚性措施以外,也可创新责任形式种类,如签订让犯罪人出具生态修复承诺书、与犯罪人签订生态修复协议让,此外也可制定相应的责任追究、落实、查访方案,督促犯罪人全面的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

三、恢复性司法适用的司法程序

(一)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方式

通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不是特定人的利益,侵犯的实际上是所有人的环境权,特定人只是环境犯罪中被侵害的对象和载体。环境权代表的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为了避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没有特定的被侵害人时无法保护环境权,因此法律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由国家或者相关集体组织向法院起诉主张环境权。因此恢复性司法强制措施的适用方式主要有:犯罪人自行实施完成、犯罪人与国家或集体组织协商一致、犯罪人与具体的被害人和解等。一是犯罪人自行实施完成。当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可以在被侦查或者起诉前自己缴纳生态补偿金、请求第三方机构修复生态、自行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回填砂坑等,将被破坏的生态恢复至原始状态。二是犯罪人与国家或集体组织协商一致。这一类的适用方式应该是较为普遍的,不能要求每个被告人具有较高的素质,在犯罪后自己认识到错误而悔改,但是在刑罚威慑之下,大部分犯罪人是愿意通过协商后积极补救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此方式应在没有具体的被侵害人的案件中适用。检察机关或其他集体组织起诉后,应与犯罪人就生态补偿进行协商,并且作为环境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三是犯罪人与具体的被害人和解,犯罪行为人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此方式适用于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但并不是指犯罪人和被害人私下和解,因为环境犯罪案件非自诉案件,被害人无权对犯罪进行处分,必须是在检察院、法院或者其他集体组织的主导下进行,以避免犯罪人和被害人勾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审判模型

恢复性司法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世界各国在恢复性司法中做了相当的探索,形成了多种审判模式:调解模式、家庭会议模式、圆桌审判模式、社区服务模式、恢复性羁押模式等。我国对恢复性司法的探索还在起步阶段,对审判模式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中可以参照民事审判中家事纠纷案件的审判模式采用圆桌审判模式;所有的案件可以将调解作为前置程序。调解参照刑事和解的程序,在法官的主持下,对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进行协商。圆桌审判模式来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传统的制裁与修复实践,目前广泛适用于我国的家事审判。圆桌审判减少了抗辩双方的对抗性,犯罪人、被害人、公诉机关或其他集体组织等共同商讨案件处理,更能较快较好地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尽早尽快地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同时在审理过程中也应保证惩罚犯罪具有威慑效果,是否适用圆桌审判应当考量犯罪人的品性、是否有无犯罪前科、是否主观恶意较大、被害人受伤害程度等因素,对那些犯罪人主观恶意较小、具有不特定多数被害人的案件,可以采用圆桌模式审判,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促进案件的公正裁判。对于那些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或者屡教不改构成累犯、惯犯的犯犯罪分子,应采取传统的刑事审判模式,依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

(三)适用恢复性司法强制措施后的量刑

法律的社会控制一般有刑罚控制、赔偿控制、治疗控制与和解控制等形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一种社会控制以不同方式同其他控制方式结合往往会提高整体的控制成效。刑罚的目的包含惩罚和教育作用。恢复性司法强制措施适用不仅达到了惩罚、教育的目的,还起到了修复的作用,提高了法律社会控制的整体成效,应将恢复性司法适用情况在量刑中予以考虑。第一,对于犯罪人自行实施完成生态修复措施,且犯罪情节轻微的,应给予不起诉决定、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等从宽处理。第二,犯罪人与国家或集体组织协商一致、犯罪人与具体的被害人和解后,实施完成恢复性司法的,应综合犯罪情节给予量刑优惠,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三,恢复性司法不是“免死金牌”,不能因为适用了恢复性司法,对那些犯罪情节较为严重的犯罪人也给予免除刑罚等,冲击刑罚的权威性和威慑力,必须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并不是对立矛盾的,二者应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在环境资源犯罪中适用恢复性司法措施,所追求的法益是对损害后果进行恢复,从而实现保护环境之目的,并未对刑罚的初衷和功能进行否定。对于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人给予缓刑、假释等较为宽松的刑罚),可以使犯罪行为人有机会、有能力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弥补损害后果,改善生态环境;对于犯罪情节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人,并不能因其采取了恢复性司法措施就不给予监禁刑罚,而只是将犯罪行为人采取的恢复性司法措施,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适当从轻或者减轻刑罚。

四、恢复性司法的执行

恢复性司法的执行贯穿于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其执行程序包括案发后及时恢复、案件侦查期间补救、案件审查逮捕期间补救、案件审查起诉期间补救、案件审判期间补救和案件判决之后补救。由于环境资源的恢复和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除了需要专业的机构和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对于个案来讲评定环境是否修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判定。所以和传统的执行案件一样,恢复性司法同样也面临着“执行难”这一问题。恢复性司法的落实同样需要整合资源,统筹责任,贯穿始终,监督落实破冰“执行难”。

是统筹责任完善监督,全方位保证恢复性司法落实到位。恢复性司法不能一判了之,判后要加强监督以促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快速、有效恢复。对于恢复性司法落实的监督,由行政部门直接管理、专业验收,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间接督促,利害关系人通过向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进行放映督促等形式,促使行为人履行对环境资源的恢复。

二是整合资源,将恢复司法贯穿始终。行政职能部门、公检法联合探索,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穿环境资源保护的始终。在行政处罚阶段对符合修复条件的案件,行政部门可试行“补种复绿”式恢复性行政,提前验收,验收合格的可将恢复性结果作为处罚情节考量;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在办理环境资源类案件时可提前介入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在严格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依职权启动犯罪嫌疑人在移送诉审理前主动进行恢复性补偿工作,试行“修复式”恢复性司法,同样可提前验收,验收合格的,可将恢复性补偿情节作为公诉意见的内容或量刑建议的依据;在审理阶段,由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参与,检察机关根据环保部门制定的修复计划提出恢复性补偿的公诉意见,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被告人判处恢复性补偿,即在判决书中判令被告人依法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修复环境、赔偿损失,作出相应的恢复性补偿等。在行刑阶段,犯罪人已失去人身自由,不能自行实施恢复性司法,可以将该措施的执行与罪犯改造和管理制度相结合进行开展另如结合监狱日常改造制度开展、结合假释和减刑制度开展等;对于有条件的犯罪人,也可以在判决后由其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恢复治理工作,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执行完毕。


 
责任编辑: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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